潘多拉的魔术盒 NO.1 陆棠

写在前面

有这样一个故事。

南宋灭亡以后，有位遗民郑思肖，写了亲身经历的本朝史，放在一口铁匣内，丢进苏州承天寺的井里。三百多年后，在晚明的一个冬天，承天寺僧人浚枯井时发现了铁匣，并打开了它。仅六年过去，明代也落幕了。

我不喜欢遗民叙事，但我喜欢这个故事。它真假纷纭，充满宿命感，让我想起潘多拉的魔盒。

郑思肖丢下了一个魔盒。魔盒打开后的世界，善、恶、人、鬼，原子般混沌而自由。伸手攥出一把东西，不论好坏有无，摊开给人看，这是魔术师的把戏。

做研究的历史学家是法医，摸鱼看神人的历史学徒，是魔术师。她要打开一个潘多拉的魔术盒。

人物卡

Pillow：为阅读方便，先介绍一下除我们的主角陆棠外的其他主要人物：

• A、胡寅：建州崇安县人（今武夷山市），南宋湖湘学派理学家，小时候被关在阁楼上自学成才的天才，宣和三年（1121）进士及第。爱叔叔胡安国，爱杨时；和陆棠大概率相识于开封，可以算是陆棠的熟人。

• B、胡安国：建州崇安县人（今武夷山市），南宋湖湘学派理学家，把胡寅带大的好叔叔；杨时墓志铭的作者；也许认识陆棠。

• C、杨时：南剑州将乐县人（今属福建省三明市）。两宋之交理学家，程颐、程颢高徒，“程门立雪”就是他干的。

• D、谢向：建州瓯宁县人（今福建省建瓯市）。宣和三年（1121）登第，曾从事法律相关工作；陆棠的老乡，大概也算陆棠的朋友。

• E、詹时升：建州建阳县人（建阳县，后改名嘉禾县。今福建省南平市建阳区人），元丰八年（1085）进士及第，宣和初年，在福建管理茶叶买卖。

一、陆棠生平：以胡寅《陆棠传》为中心

陆棠，建州建安县人（今福建省建瓯市），约生于北宋神宗年间（1080年前后）。关于他生平最详细的传记，见胡寅《斐然集》卷三〇《陆棠传》。据记载，他出身贫寒，个头矮小健壮。在科举成风的建州，年少的陆棠是个例外。直到二十岁前，他都没静下心来专注举业，反而老跟人摔跤玩耍。二十岁后的某年，他离开家，带着书去山东游学。他逛了孔子的老家，又爬上泰山看了日出。

结合陆棠的人生轨迹看，这场日出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一览众山小的感觉或许在他心中种下了“出人头地”的执念。现在，他要走出第一步：考中科举。

1.1 我真的想做官

从北宋神宗朝熙宁年间开始，科举制度有了重大变化，包含县学-州学-太学三级升贡途径的“三舍法”逐渐完善，与科举取士并行。与后者较高的准入门槛和极高的淘汰率相比，三舍法可谓普通人飞升的捷径。陆棠决定走三舍法的考选之路。根据他的年龄推断，他“入太学，一试中高等”，已在哲宗元符年间（1098-1100）以后。彼时，地方州县学已纳入三舍法体系。陆棠估计先在州学学了一段时间，在州学受推荐保送入太学。“中高等”，指他进入太学后参加了每年一次的“公试”，成绩很好。此后，他应自太学外舍升入内舍。只需再由内舍升入上舍，即可获得免礼部试、免解的特权，甚至可以直接授官。¹

陆棠的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。不仅如此，他生命中还出现了一位贵人：杨时，“程门立雪”的主角，理学家程颢、程颐的高徒。杨时在荆南府（今湖北荆州）府学任教，陆棠千里奔赴，拜入杨时门下。据杨时及家人考察，陆棠穿戴整齐，不苟言笑，是德才兼备、专心搞学问的人。于是，杨时命二女儿与陆棠成婚。

只差做官这最后一步，陆棠就可以实现传统帝国时代一个男人的全部梦想。但是，命运在此刻收回了祂的青眼。一转眼，陆棠已四十多岁，但他仍未能通过太学内部的层层选拔，跻身官员之列。不仅如此，开封生活成本高，妻儿的生计、老家亲属的赡养，成为陆棠的重压。他搞起了副业：经商。徽宗年间，开封商业繁荣。上有国家推动的交引市场，下有布满街市的寻常百货。虽然我们不知道陆棠究竟买卖什么，但可以肯定他的创业环境十分优渥。当然，从利润考虑，当年陆棠身边的“有识之士”估计会推荐他从事交引买卖。凭借陆棠“出入公卿间”的人脉，在茶盐政策突变前狠赚一笔，并非难事。

从“修洁传习士”到精明的商人，陆棠的气质转变让熟人惊愕。他们批评陆棠，认为他已失去一位读书人该有的道德操守。不过在北宋，读书人经商，并不罕见，所以陆棠不在乎这些非议。他比那些自诩精英之人更明白贫穷的代价：如果不能赚够钱继续留在开封、参加太学考试，他有可能会被清退回老家，“出人头地”之梦将遥不可及。

命运再次给他使绊。宣和三年（1121），三舍法废止，考试只剩科举一途，陆棠彻底丧失从太学进入官场的机会。他不甘就这样一事无成。这时，机会再次出现。受惑于“天下太平”表象的宋徽宗下诏访求天下书籍，以校对馆阁藏书。没做官但正在从事举业的读书人，可报名充当校书官。干一定年数，可补官。陆棠报了名，经过一年的校勘工作后，他“补迪功郎”，这是北宋文官本官阶的最末阶。尽管地位低微，但陆棠自此终于摆脱布衣身份，成为官员，能领到国家发放的工资。

这本应开启陆棠稳定的生活，但波折又生。宣和七年，金兵南下问罪，宋徽宗带蔡京、童贯等亲信逃往江淮一带，传位于宋钦宗。后者长期受制于父亲，积怨已久，决心一改其制，召稳重大臣以应对外敌。新上任的御史中丞许翰，素以直言极谏闻名。他痛斥徽宗朝用人太滥，认为借由临时性制度——开水利、修宫官、后苑书艺文字局等进入仕途的官员，或是通过贿赂权臣、宦官晋升的官员，都该被夺去差遣、回归最初的本官阶。陆棠慌了：他正是通过临时性制度获得了官员身份。他开始动用自己所有的人脉，四处奔走，以求不要夺取自己的官身。让他松口气的是，许翰的建议最终未被接受，陆棠逃过一劫。

很快，他再次嗅到改变命运的机会。彼时他身处的开封城已经历过一次围城，河东战事不断吃紧，国运危若累卵。为加强首都戍守的兵力，宋廷决定调发东南地区的驻兵。陆棠听闻消息，想起了好久没回的老家。福建路训练的枪仗手，虽属地方民兵，但勇狠善斗，绝对是一支机动性强的奇兵。陆棠将此建议告诉了自己一位“权要”人脉，据说得到了他的认可和推行。陆棠，还有他的同乡——建州瓯宁县人谢向，回乡招募枪仗手，准备起兵勤王。

可惜，还没等他们准备好，靖康元年（1126）冬，金兵再度围城。这一次他们没有给宋军解围的机会，东南诸路援兵无法抵达开封救援。僵持数月后，金兵带走了徽、钦二帝，随后退兵，开封交由张邦昌控制。不久后，起兵于应天府（今河南省商丘市）的赵构（后宋高宗）及其身边谋臣见大势已去，便宣布：诸路援军各回各家。陆棠凭借军功飞黄腾达的梦想彻底破碎。

1.2 北宋完蛋了，我不想完蛋

陆棠回到了建州老家，暂时兼职某类财政职务，维持生计。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将近四年。四年的时间，足够天翻地覆。到建炎四年（1130）时，长江以北，张邦昌被赐死，金朝册封前济南府知府刘豫为大齐皇帝，统治黄河以南地区，俨然有正统之势。长江以南，宋高宗被金兵赶往海上，狼狈逃难。此时终于回到陆地，在杭州暂时站稳脚跟。福建的局势，则为杭州小朝廷雪上加霜。建炎元年、二年，建州先后发生张员、叶浓兵变。建炎三年，企图废掉宋高宗的苗傅、刘正彦军政变失败、退回建州，与韩世忠军队交战，溃军四处掠夺。建炎四年七月，陆棠的老乡——建州私盐商范汝为杀了人，于是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起兵反宋。正值饥荒时期，不少饥民也选择加入，范氏势力迅速扩大。

老家已完全乱成了一锅粥，然而这时，陆棠身在杭州。从现有的材料看，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在杭州。很大的可能是，他和许多官员一样，在得知北宋覆灭后，便投奔、追随宋高宗，希望沾上从龙之功。他受宰相范宗尹的提拔，被注拟为广西提刑司属官。如他接受此职务，他将前往广西，负责刑狱审理等事务。陆棠见到了这位年仅三十的宰相，他们曾在太学有一面之缘。只不过，恰在宣和三年三舍法取消前，范宗尹考入太学上舍，顺利登第、授官，累任侍御史、右谏议大夫等台谏系统的清要之职，人生之路从此与屡考不中的陆棠大相径庭。

陆棠拒绝了范宗尹的提携，他有自己的打算。他把目光投向了范汝为。范汝为起兵后，屡次击败福建地方驻军以及赶来援助的禁军，宋廷遂放弃镇压，尝试招安。范汝为这边，也有人劝他投降。建州人詹时升，曾长期管理过福建茶叶买卖，熟悉宋廷政策。他认为，按宋廷的德行，必会派人来招安，这样一来范汝为等不仅无性命之忧，还可以得官、重返正常生活。范汝为等被说动，减弱了攻势。

陆棠希望自己能最终促成范汝为归顺。据胡寅的记载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，他在杭州演了一场独角戏。某天，他和高官朋友们见面，面色惨淡闷闷不乐。朋友问他怎么了，他说，詹时升死了，范汝为恐怕没法被招安。朋友们大惊失色，这个消息迅速在官场高层传播开来。过了几天，陆棠又和他们聚会，在一片不安中，他慢慢开口：只有我可以完成詹时升未竟的心愿。

众人的目光集中在他身上。半晌，他又补充：当然不止是我，我的好老乡谢向，胆子老大了，在老家人脉广，也会办事，比詹时升牛逼多了。我俩去收服范汝为，一定手拿把掐。

这一番话唬住了陆棠的高官朋友们。建炎四年十月，宋廷命谢向为“措置福建兵民寨栅”之职，陆棠则为“同措置官”，“持金字牌”出发回乡，招降范汝为。他们成功了吗？

1.3 现在，我是谁？

胡寅说，詹时升其实没死，但我们也没能再在史料中找到詹的痕迹。也许陆棠没撒谎，只是身在杭州的他得到的关于老家的消息，也真假参半。毕竟，“生死不明，那就是死了”。不论詹时升行踪如何，现在，宋廷和范汝为的关系全权交由陆棠和谢向来处理。

他们招安的过程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据胡寅说，招安非常顺利。陆棠等宣招安旨意后，即收获范汝为等的信任，甚至对陆、谢二人言听计从。但据学者研究及宋方档案记录材料，招安称不上顺利。一开始，范汝为觉得给自己的阶官太低，拒绝接受。十一月时，宋廷派禁军大将辛企宗率军屯驻于与建州相邻的南剑州，时刻监控范氏动向。在此期间，士人施逵、叶招积，先后前往范氏地盘进行招安。多方博弈下，十二月，范汝为等终于接受了招安。范汝为成为“体制内”武选官，统领民兵。他的二百位下属，也全部授官。

但是，这种招安完全有名无实。范汝为统领的民兵，其实全是他的老部下，建州也仍在范氏控制之下。陆棠、谢向留在了建州。按流程，他们的工作已经结束，很快需要回杭州述职。但据胡寅说，范汝为对他们很好。钱财、出行仪仗，任其使用。老家趋炎附势者，也都吻了上来。他们排着队等着见陆棠一面，见上了，就是天大的幸运。不仅如此，陆棠还获得了老家土质肥沃的田产。

这种场景，陆棠曾在他那些“权要”人脉身上见过。开封繁华街道上的仪仗队将“权要”迎接回宽敞的府邸。乞求谒见的贫寒士子闻讯，从椅子上弹起：他们已苦等半日。夜晚是歌队和宴席，席见权要对长相精明的经纪人耳语，吩咐他去某地再买一块良田。

当高椅上俯看叉手低眉的人成为自己时，陆棠的记忆闪回至泰山顶上的日出。他的愿望似乎实现了，虽然实现的方式有点意外。但他老了，范汝为庇佑下的生活给他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。他舍不得丢下这些，在朝廷催促返京的诏书到来之前，他决定静观其变。

谢向却想要更多。这位前御史台检法官，确实如陆棠所言，“胆略过人”。建炎二年，他曾参与讨捕叛军叶浓。建炎三年，宋高宗及百官被谋反的苗傅、刘正彦挟持，谢向受托变姓名为商人，潜入苏州城请求援兵。他的忠诚，在绍兴元年已转投向范汝为。他建议范效仿五代十国的王氏政权，据有福建全境，与杭州抗衡。施逵等本来招降范汝为的士人同样持此意见。他们忽略了宋廷降下的授官诏书，打消了回杭州的念头。“劝进”之下，绍兴元年（1131）十月，范汝为打出黄红伞，再次举兵，目指新政权的建立。

胡寅说，陆棠对老友谢向的行为并不赞同。此观点已无法验证。从旁观者视角看，不明显的反对，就是赞成。范汝为已把这位五旬老人视作盟友，宋廷则将他视作叛贼。友人、岳父杨时，都写信劝他找机会跑路，但陆棠没有回复。曾经他拼了命也要给自己撕出一条路，如今他好像已经耗尽了面对命运的力气。

绍兴元年九月，曾提拔过陆棠的范宗尹罢相。宋廷不再容忍范汝为，任命做事雷厉风行的孟庾、韩世忠，进军建州，讨平范氏。战事进展很快，绍兴二年（1132）正月，建州城被攻下，范汝为在最初起兵的回源洞自杀。陆棠、谢向、施逵以帮助叛贼的罪名被逮捕，送回杭州。

陆棠、谢向都死在了路上。据朱熹说，这是施逵的计谋。三人被械送回杭州途中，施逵劝大家一起自杀，免收斩首之痛。他拿出三粒药丸，给两人吃了有毒的，自己吃下了没毒的。到杭州后，施逵把从贼的罪名都推到陆、谢身上，自己遂免于死刑，流放到湖南某州。流放途中，他设法逃脱，渡江北去，投靠金朝。三十年后和旧友相见时，他已改名为张宜生。这些都是后话了。

二、胡寅为何写陆棠？兼论两宋之际的人物传记

正如本文开头所说，陆棠生平最详细的传记，就是胡寅《斐然集》卷三〇《陆棠传》。此外，他在官方材料中的记载，仅限于招降范汝为，以及械送杭州。因此，我们看到的陆棠，可以说是胡寅眼中的陆棠。

从法医的视角看，单一来源的文字充满陷阱，需一一验证。《陆棠传》的陷阱，在于胡寅的信息来源。

陆棠受学于杨时，在崇宁元年到崇宁四年之间（1102-1105）；胡寅和陆棠的相遇，在开封，且大概率是宣和三年（1121）胡寅登第前；胡寅素仰慕杨时，但正式受学于杨，已到靖康元年（1126）。从时间线上看，胡寅对陆棠的第一印象，应该是杨时端庄的好学生及好女婿。陆棠的这个形象影响力挺大，甚至流传到了三十几年后朱熹活跃的时代。《陆棠传》中宣和年间以及靖康元年事迹，大致出于胡寅亲见或亲友消息，可信度高。

建炎元年至建炎三年事，胡寅与陆棠分隔两地，估计难以得知。陆棠在老家做兼职维持生计的事，难以验证。建炎四年陆棠自愿招降范汝为的一番独角戏，虽然读起来有点搞笑，但考虑到当时胡寅在杭州，且确实是“台省诸官”的一员，这段对话存在的可能性不低，当然必经胡寅润色。只不过，胡寅在这里的记载和官方记录存在张力：在胡寅笔下，陆棠才是拉谢向下水的主动者；而在官方记录中，谢向反而是招降活动的主导者。

道听途说含量最大的是建炎四年末至绍兴元年陆棠在建州事。因为二女儿是陆棠妻子的缘故，杨时应该是最清楚陆棠近况的人之一。胡寅的信息来源，大概率是杨时及其活动于福建一带的学生。

而胡寅真正写下《陆棠传》的时间，可能已在绍兴五年杨时去世后。他说，有人因为陆棠的事情怪罪杨时，但陆棠人性本恶，即使是圣人杨时也无法感化。

这也是胡寅写作《陆棠传》的核心动机：为尊敬的老师辩护。这一切的背景，是杨时死后，围绕他功过定评的一系列争端。

两宋之际，政治权力重组。在旧政权中成长、任官的人，都在身前死后在新标准下受到全方位审判。杨时也无法幸免。他的墓志该怎么写，弟子陈渊、胡安国、胡寅等人争论不休。杨时曾受公认的大魔头蔡京庇护，也曾为了生计，去做士人看不起的、需要与商人争夺利益的市易官。陈渊认为，这些事情有损老师的光辉形象，不能写进墓志。胡安国则觉得，做都做了，写出来反而光明磊落。两人相争不下，最终，在胡安国写完墓志后，陈渊不顾反对，直接上手改动。

这场围绕墓志的争论，表面上是在讨论几件旧事该不该写，背后却是两宋之际人物评价标准的重新洗牌。政治秩序变化后，士大夫几乎人人都要重新解释一遍自己：为什么留下、为什么南渡、为什么曾在伪政权下任职、为什么与某人有过往来。过去可以解释的仕履，便可能成为必须遮掩的污点。墓志也不再只是记录生平，而成了记忆与遗忘的战场。一个人死后留下怎样的面貌，既取决于他做过什么，也取决于后来的人愿意承认什么。人们写作，是为了证明自己站在哪一边，信奉什么，抗拒什么。这让研究者不得不随时注意跳开带着谎言的陷阱。然而，谎言本身何尝不是一种真实。

陆棠的故事结束了。他让我想起井上厦的舞台剧《薮原检校》。盲人杉之市为了出人头地，一路坑蒙拐骗、无恶不作，终于当上检校，最后被处死，尸首高悬示众。路过的和尚抬头看了一眼，说，人们只有展示了他们所定义的恶，才能看到自己想看见的善。

陆棠是两宋之际的薮原检校。他们的执念如此相似：活下去，出人头地。最终，他被制成标本悬在南渡士人的书桌上。因为他的存在，别人才能彰显自己矢志不渝的善。